1990年后我不大受某些領導賞識，同事張弦對我說：“你就干點自己愿意干的，不耽誤編輯工作就好。”我很贊同“知人論世”的古訓，便開始一系列的“圈里人”訪談。

　　首先是已經(jīng)比較熟的王迪。他有趣的一段回憶是他剛剛出道不久的故事：“參加一場演唱會，請了個香港的女歌星唱《好大的風》，結果一天都給她合樂，把我們曬在那兒，直到晚上。結果有一半演員沒試音響就演出了。我在后臺急了，拿起大椅子沖著桌子上的飯盒、啤酒瓶子橫著就掄過去了。”

　　而談到音樂理念，他的話對我頗有影響：“‘西北風’的成功是上一代人的成功，學生在那時不重要了。流行樂應當是學生的，應當以都市青年人的口味作為標準，這樣才會有助于流行樂的發(fā)展。因為他們要求變化，要求新的東西。而中國現(xiàn)在恰恰缺乏這一點。”

　　6月采訪了梁和平。他是哈爾濱人，是聲樂家張權教授的忘年交，由此認識了金鐵霖。金鐵霖把他介紹進了中央樂團的少年班學習。

　　前文曾提到1987年底的通俗音樂會議上請他講搖滾樂，他卻大講哲學。原來他是來北京后就熱衷于哲學特別是陽明心學。他當年的體會就是“心大于宇宙，形渺于自身，乃身既為宇宙所控，然宇宙又必被心所動。”

　　7月，我采訪了王曉芳。她是北京第一支女子搖滾樂隊“眼鏡蛇”的發(fā)起人。有意思的是談到她因“走穴”時代自己打鼓自己唱歌有了調到中國廣播文工團的機會，居然最后是時任廣電部長的艾知生特批招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作者曹火星先生特準天津歌舞團放人。

　　同月，采訪了蔚華。

　　蔚華是軍隊子弟，她對自己如此定性：“我是狗的思維——單一性的，特純。說學外語，我就玩命逮住它。我有個目標，我要往前走。旁的東西我不怎么愛管。我絕對不崇洋媚外，我只是覺得這東西就應該是我的，我覺得這東西我就有。”

　　8月2號采訪老侯，老侯給我系統(tǒng)談了他的音樂觀。

　　金：你的東西與中國的搖滾樂有沒有關系？

　　侯：有兩個表面上的差別。第一它不是憤怒的、批判的。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差別。第二它不是精明的，它是傻的。這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在內容上也是一樣，我追求有勁的東西，而真正有勁的東西是含而不露的。

　　老侯作品《我愛你中國》就很好地表達了他的這種創(chuàng)作理念。

　　9月采訪了《鄉(xiāng)戀》的作者張丕基先生。我提到他是否曾受到早期流行音樂影響。他告訴我：

　　我接觸的音樂首先是救亡歌曲，而救亡歌曲大多來自上海，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流行歌曲，所以當時周璇、李莉華的歌曲唱片我家、我姨家都不少，我都聽過。我非常喜歡陳歌辛的東西，也喜歡賀綠汀的《秋水伊人》、黎錦暉的《可憐的秋香》等等。我覺得，不管你怎么樣評價這些作品，它是從心里發(fā)出來的東西。藝術有幾種功能，不能讓它僅限于一種功能上。

　　10月采訪了王酩先生：

　　寫《妹妹找哥淚花流》的時候就是要寫出這個特定環(huán)境中的人物的情感，寫《絨花》就是用反襯的方法，在痛苦的表情后是非常美妙的音樂構成反色彩。我很多作品前后素材不同也不是在一個地方寫的，但是在同一個感情色彩中、同一個形象、同一個調式中完成的。

　　我不追求表面上的美，因為過去我們已經(jīng)寫得太多了，某種程度上我們現(xiàn)在的流行歌曲也是表面上的東西太多了，而心靈深處的東西太少了。

　　11月份，采訪了剛剛因與李谷一對簿公堂而備受爭議的韋唯。她也同樣重視和劉歡操辦的那場義演：

　　我為自己驕傲：我這一生有真正難忘的事情了。而且確實用自己的力量做事情了，做了一件挺有意義的事。我挺煩個人交錢的事，一萬兩萬能有多少，這樣動員了社會的力量大家運動起來一下就一千六百萬，比個人強多了。而且在搞這個活動的當中我也想到：這也給大眾了解文藝界的人品的一個機會。

　　這些持續(xù)性的訪談也給了我了解音樂人的機會，今日回首，受益匪淺。

　　2023.2.18

　　金兆鈞(樂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