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超（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

　　蔣吟秋《小說之良友》中言：“至余既得書后，必先觀封面及插圖，次觀目錄，又次觀編輯余談，編輯瑣言或編輯室燈下……等等。”可見，讀者在挑選一本書時，封面、插圖和目錄等信息對其來說至關重要，直接影響著終端的銷售行為。與這些因素密切相關的是作者、評點者、校對者、畫家、刻工、編選者和書坊主等具體實施者，他們在“生產——消費——再生產——再消費”這一市場規(guī)律的作用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共同左右著刊行本的命運。

　　一

　　對于坊刻曲本而言，作者、評點者和校對者是最重要的賣點之一，作者決定著一本書的水平，評點者決定著閱讀的品位，而校對者則決定著印行的質量。書坊主們?yōu)榱俗非箐N量，可謂深諳此道。

　　就作者而言，書坊主主要采取如下策略：第一，如果作者名頭夠大，自然極具影響力，銷量也就有保障，如徐渭、湯顯祖等人的曲本常年盛銷不衰。第二，作者聲望不夠時，假托名人也是一種方法。錢希言早就指出：“昔人著贗籍，往往附會古人之名，然其名雖假托乎，其書不得謂之偽也，今人則鬻其所著之書，為射利計，而所假托者，不過取悅里耳足矣。”這種射利的手段固然拙劣，但也傳遞出圖書印行的重要信號。第三，作者沒有賣點，又無法假托，則以“秘本”、“古本”示人，強調其神秘性和稀缺性。如臧懋循《元曲選序》中云：“予家藏雜劇多秘本，頃過黃（州），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錄之御戲監(jiān)，與今坊本不同。因為參伍校訂，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藏之名山而傳之通邑大都，必有賞音如元朗氏者。”崇禎十二年刊刻的《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更是直接以“秘本”為賣點，可謂用心良苦。一般讀者對新奇之物都抱有極大的新鮮感，而這正好被書坊主利用，以秘冊曲本進行號召便成為他們慣用的伎倆。

　　就評點者而言，好的評點者不僅決定了書本的品位，還是很好的宣傳賣點。據筆者統(tǒng)計，在現存的41種“建刻”戲文傳奇類曲本中，標有名家評點的達12種，占總存量的29.26%。這些本子主要是題陳繼儒、李贄、魏浣初等人的評點，其中題陳繼儒評點的本子最多，有6種，題李贄評點的本子有4種。由于名家評點有號召力，假冒偽托之作就在所難免，錢希言《戲瑕》中論斷，李贄批點的曲本多系葉晝假托之作，這一點早已成為學界的共識。楊守敬也曾指出“閔齊伋所刊朱墨本，大概多偽托”。除了李贄外，陳繼儒、湯顯祖等名家也都是書坊主們喜歡假托的對象。

　　就校對者而言，主要是提升刻本的質量。為了有好的銷量，書坊主們在刪潤、校對層面上下了不少功夫，以此宣揚自己制作精良。如喬山堂本《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題“余滬東校正”，蕭鳴盛本《陳眉公先生批評丹桂記》題“徐肅穎刪潤”，師儉堂本《明珠記》題“徐肅穎刪潤、蕭儆韋校閱”，這些本子雖算不上本本都制作精良，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虛標的宣傳口號，卻是提升銷量的重要砝碼，也是商業(yè)意識的集中體現。

　　二

　　除了作者、評點者和校對者外，畫家和刻工也不容忽視。古人很早就意識到插圖在書籍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由此形成了“左圖右書”“左圖右史”的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延續(xù)到明代，插圖本風靡一時，可謂“無書不插圖，無圖不精工”。

　　在文人畫家未加入戲曲刻本插圖的創(chuàng)作之前，插圖多是由匠人所繪，質樸之氣較重。所繪插圖也僅僅是為表現故事情節(jié)服務，不太關注人物和場景構圖，如《新編校正西廂記》殘頁的插圖為了表現行軍帳是設置在野外，就直接在插圖的中心位置繪制了一株草以表明地點，圖中的5個人物可以通過服飾與位置辨明人物的身份，但無從知曉人物的表情。也就是說，畫面的任務是讓讀者可以從標題及內容知道講述的是“孫飛虎升帳”的故事即可，不承載其他的功能。文人畫家參與曲本插圖的創(chuàng)作以后，原先粗獷古樸的風格逐漸被摒棄，插圖的風格越來越精工細膩。如汪耕繪圖的《元本出相北西廂記》，汪樵云繪圖《新鐫藍橋玉杵記》，都是難得的佳作，不僅講究人物和布景的設置，更關注畫幅的整體意境。無論是早期的古樸風格，還是后期的精工細膩，這些插圖都很好地充當了銷售的催化劑，以至于《玉茗堂還魂記凡例》中直言不諱地說道：“曲爭尚像，聊以寫場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術也。”

　　插圖之所以能成為書坊主射利的工具，自有其獨到之處。這些插圖可以供讀者照扮冠服或是清賞把玩，所以極具吸引力，以至于書不配圖，便陷入了滯銷的窘境。有些書坊主抓住了讀者的這一心理，聘請知名畫家繪制插圖，來提升銷量，如陳洪綬、仇英等都曾為戲曲、小說繪制插圖，而行銷一時。受此影響，偽托名家插圖的現象也開始出現，香雪居本《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卷首鐫有“鶯鶯遺照”，題“宋畫院侍詔陳居中摹”，偽作痕跡明顯，后世其他刻本中所嵌之圖多是重摹之重摹，但均題“宋畫院侍詔陳居中摹”。這些偽作都是以增加銷量為目的，足見插圖在坊刻曲本中的號召力。

　　除了文人畫家的參與外，出色的刻工是插圖能夠精工細膩的又一個重要因素。被稱為“雕龍手”的徽州刻工在這一方面可謂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他們憑借世代相傳的精湛技藝和自己良好的文化素養(yǎng)，將繪畫完美地呈現到刻板上，不僅能“不損畫家之神意”，甚至還能蘊含自己對于繪畫的獨到見解。

　　安徽歙縣虬村的黃氏刻工是書籍出版史上最優(yōu)秀的刻工團體，他們嫻熟的技術是徽州派插圖風格形成和廣為傳播的重要條件之一。根據《重修虬川黃氏宗譜》記載，從明正統(tǒng)年間開始，一直到清道光年間，黃氏族人中操剞劂之業(yè)的有四百余人。在這個龐大的團體中，有數代人都是靠此營生，剞劂之術的口傳心授，使他們的技術日趨成熟，逐漸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刻工。“時人有刻，其刻工往往求之新安黃氏。……以大畫家之設計，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絕世之手眼與刀法，斯乃兩美具，二難并”。可見，刻工的技術對于表現畫之神韻起著關鍵性的作用，而對于畫之神韻的追求也體現出文人畫家參與戲曲插圖制作后的審美風尚。

　　以徽州地區(qū)所刻戲曲插圖為例，汪云鵬玩虎軒所刻《元本出相琵琶記》的插圖是黃一楷和黃一鳳所刻，此本插圖采用雙面連式橫幅大圖的版式，布景和人物的刻畫都極其精工，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觀化軒所刻《新鐫女貞觀重會玉簪記》的插圖是黃鏻所刻，浣月軒所刻《新鐫藍橋玉杵記》的插圖題署“汪樵云繪”，雖不名刻者，但從插圖繪刻的整體格調來看，應該也是出自名家之手，此本共36出，配36幅插圖，均是雙面連式橫幅大圖的版式。這些文人化的插圖在能工巧匠們的嫻熟技術的烘托下，顯得精細傳神，富有底蘊。日益提高的插圖水準，既滿足了讀者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又促進了曲本刊刻的發(fā)展，廣受歡迎，自然不在話下。

　　三

　　編選者和書坊主也是決定圖書命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前者影響著圖書的閱讀層次，而后者則直接決定著圖書的策劃與營銷。

　　編選者并不是負責文字的校對工作，而是對已有的作品進行篩選、整合和再編輯，因此，他們的眼光直接決定了圖書的品位。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有些編選者會把與主要作品相關的周邊都收羅進來。如繼志齋本《重校琵琶記》卷首有《刻重校琵琶記序》、《重校琵琶記凡例》、《重校琵琶記始末總評》、《附音律指南》等，這些信息不僅交代了所刊曲本的來龍去脈，增進讀者對于曲本的了解，而且對于讀者的演唱還具有指導性的作用，考慮十分周全。這種模式在《西廂記》的諸多刻本中也經常出現，自金臺岳家刻本《西廂記》將《崔張引首》《閨怨蟾宮》《增相錢塘夢》《滿庭芳》《蒲東崔張珠玉事跡》等相關內容列于書首后，熊龍峰刻本、劉龍?zhí)锟瘫竞褪掤v鴻刻本《西廂記》都紛紛效仿。這些附錄的相關材料對于圖書的行銷大有幫助。

　　如果說附錄相關作品體現的是編選者材料搜集整理能力的話，那么各大選本內容的確立和編排體例則是對其眼光的考驗。戲曲選本的刊刻在明代福建刻書中占有極大比重，在現存的55種建刻曲本中，戲曲選集占有14種。從這些編選者來看，除了止云居士、玩月趣主人、無名氏和集芳居主人等四人無法查明具體身份外，其余十部的編選者都可確知身份。在這些編選者中，多數人都只是編選了一部戲曲選集，但有的編選者則具有了職業(yè)編撰人的性質，有多部選集存世，如黃文華一人就編選了《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新鍥精選古今樂府滾調新詞玉樹英》和《鼎鐫昆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三部選集，并且全部出自不同的書商之手。黃文華的搶手說明其編選理念與讀者的品味相契合，所以被書坊主看重，這種合作方式刊刻活動從嘉靖時期就已開始，一直持續(xù)到明末。就編選者的籍貫而言，他們大部分都是江西人，黃文華、湯顯祖、殷啟圣、劉君錫、徐文昭、阮祥宇等均是江西籍。除了與兩省的地緣優(yōu)勢有莫大關系外，相同地域編選者之間的經驗交流也非常重要，亦如徽州黃氏、仇氏刻工的口傳心授一般。

　　書坊主對坊刻曲本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書坊的定位和品牌營銷上。福建刻書歷來為人所詬病，宋人葉夢得稱他們“取其易成而速售”，這正是書坊主功能的重要體現。為了占有更大的市場，各大書坊主們都放出奇招，力求形成自己的風格，如富春堂采取四邊花欄的方式，世德堂是四周雙邊，廣慶堂、文林閣、繼志齋等都是四周單邊。此外，這些書坊為了強化自己的品牌意識，還會在相應的地方冠上自己的堂號，如富春堂會在版心書名的下方鐫“富春堂”，世德堂會在正文首頁冠上“繡谷唐氏世德堂校梓”，這些品牌意識的樹立正是書坊專業(yè)化程度高的集中體現。再次，這些書坊還會通過各種渠道彰顯所刊曲本的準確性和權威性，如世德堂本《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注香囊記》題“星源游氏興賢堂重訂/繡谷唐氏世德堂校梓/海陽程氏敦倫堂恭錄”，《新刊重訂附釋標注出相五倫全備忠孝記》又分署“星源游氏興賢堂重訂/撫東王氏蜚英堂參閱/繡谷唐氏世德堂校梓”，重訂、參閱加校梓既是在顯示所刊曲本的精良，又是在樹立自己的品牌，可謂一舉兩得。

　　從整個刊印鏈條來看，“作者——文本——刊印方——讀者”的這條流轉方式適合于絕大多數出版物，曲本的刊印也是如此。但因為戲曲具有案頭和場上的雙重屬性，因此，它的刊印發(fā)行和其他出版物有很大不同。在作者和讀者之間，評點者、校對者、畫家、刻工、編選者和書坊主等橋梁性因素，都會直接影響曲本的刊印發(fā)行，同時又受制于種種消費因素。上述諸要素的有機配合不同于傳統(tǒng)的文學四要素說，各要素都是流轉鏈條上的重要一環(huán)，彼此協(xié)作。這種模式沖破了時空的界限，將多元主體的意圖全然呈現出來，與讀者形成一種全產業(yè)鏈的對話方式。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3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