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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茶貿易與打箭爐(康定)

            發(fā)布時間: 2024-05-14 17:15:00 來源: 中國西藏網


            20世紀30年代的康定 (孫明經攝影) 

              “茶葉深深融入中國人生活,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有茶之交易,始顯打箭爐(今康定),其交易之繁榮,促打箭爐之興。康定城,當年就是一個以漢藏貿易為中心的地方,以茶葉為中心的漢藏貿易。今天講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藏茶是必須推到前臺的。成都有諺稱“喝茶無事,無事喝茶”,有的一句“茶禪一味”,似乎更加玄妙。藏族民謠則稱“只要吃著鹿肉,縱使膘瘦,不必擔心;只要喝著雅茶,縱無酥油,不必擔心”。兒時,母親常說的一句話:“加察熱!加霞熱!加梭熱!”這句藏語翻譯過來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顯然,茶之地位在每個人不盡相同,而對于藏民族來說,則重要許多。茶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響,令人更為感慨。 

              在藏族民歌中,對茶的敘述很多。如: 

              “小紫蹄騾子的走法,若像東方白云一樣, 

              雅茶運入藏地,只需一個早晨。 

              內地來的茶垛,比喜馬拉雅山還高。 

              濃郁芳香的內地茶,拌上糌粑就最香甜。” 


            舊時康定鍋莊女(四川民族學院郭重曦繪) 

              乾隆四年刊印的《雅州府志》稱當時的打箭爐“瘠土不毛,唯播種青稞,豌豆,畜養(yǎng)牛羊,擠乳作酥,拌糌粑而食,余無所產。” 

              乾隆年間“打箭爐市漸興旺,雅爐之間貨運日盛,(瀘定)橋之西端,腳店蔚起”。“清代以來,隨著清朝直接在康定設關治理,漢藏貿易迅速發(fā)展,打箭爐成為川藏交通的樞要和漢藏貿易最繁盛的市場,漢藏商人、軍民云集打箭爐,適應商人食宿和營業(yè)的需求,鍋莊業(yè)應運而生。” “康定這個地方,它剛剛是海拔兩千米,四季都比較涼爽,牦牛漫山遍野都是。內地的人在這兒也能行。所以康定就很適合牦牛和馬幫駝隊、人生存的環(huán)境,這是個地理環(huán)境對歷史事件的影響。” 

              有學者言“康定扼東西交通之充要,為運輸工具之變化地,東來者悉由人力背負,西運者因踏入高原牧場,茶之輸送,端賴牛馱。”這種特別的運輸方式,東來者即為來自內地的背夫,西運者則為來自高原的趕牛者。 

              “雅安的茶,一個是口感比較合適西藏那邊,第二個是熬清茶,再一個是價格比較便宜,這個是康定茶馬古道的一個情況。茶馬古道你可以看到經濟的一個命脈變成了政治的命脈,這個文化呢就隨之而起了。”之后,由于邊茶在此集散,生意逐漸興隆,四十八家“鍋莊”(行棧性質)先后形成,打箭爐市面因而繁榮,帶動了以茶為主體的漢藏貿易。正是“川康茶葉,對藏民重要食品,貿易貨量及價值,約為其他貿易所不及。” 


            馬幫(四川民族學院郭重曦繪) 

              十八世紀末,打箭爐輸藏貨物的總值達一百零五萬三千四百九十一兩,但茶磚已達九十四萬八千五百九十一兩,約占總數(shù)的90%,所以其他的貨物,只可作為一種點綴的性質,而打箭爐與西藏間的貿易,近乎完全以茶葉為重心了。 

              到了民國時期,繼清末的“邊茶股份有限公司”之后,各種商號興起,打箭爐成為川邊一大商業(yè)重鎮(zhèn)。據民國二十四年康定市政公所對全城十多個行業(yè)所做的調查,各種商家就有二百五十戶。故有“打箭爐霧氣騰騰,德泰合賽過北京”的童謠。 

              有學者稱:“南路邊茶,實具維系與溝通康藏間民族之力量,未可等閑視之。” 

              圍繞東來西去,康定城則產生了新的職業(yè),新的工作,新的商業(yè)模式。于是衍生了商人、鍋莊主、“甲珠娃”(縫茶工)、牛皮加工作坊、背茶女等。他們在康定的交往交流交融如酥油與茶的匯合,相互間雖然有磨合期,但最終相互了解,相互理解。 

              民國時期,西來的藏族騾幫,胸前都掛著碗口大的銅鈴,額頭上懸著避邪鏡,脖子上掛著小旗,上書“開路先鋒”“一路順風”“一路平安”的藏漢雙文,紅底白字。旗子上蓋有西藏、西康的政府關防大印,馬幫就憑此闖關過卡,碰上迎面而來的馬幫,也仗此要對方讓路。 

              那時,“在康定市面上活動的任務,是來自各方,操著不同語言,抱著不同宗教信仰,穿著不同的服裝的分子。但他們所經營的事業(yè),則可以概括地說,他們分工合作,把茶由雅安運到康定,再運到用茶的目的地”。 

              民國時期,康定作為內地與西藏貿易的主要中心之一,聚集了很多漢族商人,據統(tǒng)計,在1910年,康定、道孚、爐霍、德格幾縣,共有固定居住之漢民近4,000戶,其中僅康定一城,就有漢商3,000戶。據曾入藏考察的劉贊廷1941年的統(tǒng)計,甘孜藏區(qū)漢藏組合的家庭高達45,000戶。此時康定,已成藏邊民族經貿活動最重要之商埠,“凡康藏土戶系由此出口,以黃金、麝香、碉砂、藥材、羊毛、皮革為大宗;入口以川茶、綢緞、布匹、鋼鐵、器具、瓷器以及雜貨等,每年交易數(shù)字至一千八百余萬兩。”我們分析康定陜商大規(guī)模發(fā)展的文化原因就可了解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相互關系。                

              康定折多河西岸是商業(yè)的集中區(qū),也是陜商的集中地。執(zhí)康定商界牛耳的為陜西幫商人。《西康紀要》中談到,在雅屬制茶之店號,有茶引六萬一千一百引,其中有一萬七千五百張在陜西幫商人之手。而陜商之所以能競爭過本地的川商在康定形成商業(yè)街,是因為陜商能與藏羌等少數(shù)民族友好相處,善于“入鄉(xiāng)隨俗”,他們非常重視民族平等與團結友好,善于向藏族虛心學習,尊重少數(shù)民族的風俗習慣,同時,繼承了自文成公主入藏開創(chuàng)的藏漢甥舅一家的傳統(tǒng),與當?shù)夭刈逋ɑ椋杉叶ň樱瑥亩c藏民打成一片。陜商曾在與康定藏民友好融合過程中,編寫過一本漢藏對譯的“韻書”,至今仍在當?shù)貜V泛流傳。書中將藏漢語言對譯編成口訣,很易記憶。比如:天叫“郎”,地叫“沙”,驢子“孤日”馬叫“打”,“卻”是你,“可”是他,藏人“米瑪”,漢稱“甲”,酥油“瑪”,鹽巴“察”,喝茶“加統(tǒng)”飯“熱瑪。”      

              陜商在藏區(qū)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yōu)椴刈逍值軒チ讼冗M的農業(yè)生產和蔬菜種植技術。所以康定一帶藏民樂意向陜西商民學習,接受了漢族一日三餐制,家中也以使用漢式的桌凳、床帳為榮。許多藏民與陜民通婚,甚至改用漢姓。 

              1942年8月設立的康藏貿易公司,則發(fā)揮了自身的特殊作用。西康的康藏知名人士格桑澤仁、鄧珠郎杰、夏克刀登、黃正清、邦達多吉、桑都居冕、麻傾翁及西康省主持財政金融的官員李萬華、李先春等籌資,以“政府開發(fā)邊疆之意,經營康藏進出口貿易,以發(fā)展并增進中藏經濟之關系為宗旨”, 不論環(huán)境如何困難,力求促進增強康省與西康、中央與拉薩間之關系、經濟聯(lián)系。公司自有騾馬,馱牛等,“因各處站主管人員及該公司股東,頗多原系康藏土司頭人,或為大寺院喇嘛,隨時可就地征調私有牛馬,最多能達兩千頭”。主要經營川茶銷藏及西藏、西康土產如皮毛、山貨等銷售內地,并從印度購買洋貨、機器銷往國內。康藏貿易公司與國民政府高層建立有良好的關系,總經理格桑悅希、常務董事鄧珠郎杰等曾多次受到蔣介石的召見。公司成立后,因其雄厚的財力,良好的人脈關系,在邊茶貿易中承擔起重要角色。 

              百姓生活中的文化交融,可從當?shù)厝藦氖碌穆殬I(yè)和社交活動體現(xiàn)出來。1890年,有外國人記敘說,“不同種族的人混雜在一起,很奇特,把街道擠得滿滿的”。他又寫道:城里漢人一般經商和開店,藏人大多被商隊雇傭。他住宿的鍋莊的女主人是藏人。“鍋莊都是女人當家,為什么她們能當家?她們能說會道,既懂漢語又懂藏語,她就有這個本事。在她的家里,招待漢族的方式是一套,比如你吃印度的紙煙,過去漢族地方的黃煙,水煙袋,她就請你吃這個,你是漢族的,然后這個泡茶。按照漢族人的方式。但藏族的商人去了以后怎么辦呢,那就是—鼻煙,酥油茶、牛肉,她這個禮節(jié)都體現(xiàn)了文化交流。”他在鍋莊還見到藏漢婦女的一次聚會:“旅店里有一場女性宴會,我從未見過這種場面。大約20個漢藏女子,均著最好的服飾到來。漢族女子身穿絲綢,頭發(fā)抹油,雙頰撲粉;藏族女子身穿深色毛織外衣和褲子,高靴至膝。他們渾身戴著金銀珠寶,聚會約在下午2點開始,他們玩到6點才散去”。 


            康定鍋莊舞(孫明經攝影) 

              他還提到漢藏百姓“無比興奮”的賽馬會,雖是藏族明正土司舉辦,卻是當?shù)貪h藏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往往萬人空巷。 

              著名學者曾昭掄曾談到1936年去康定時“和我們一起由重慶動身的高志慎小姐,這次是回到康定療養(yǎng)衛(wèi)生院做事。她家原來是四川人,住在康定已有兩代。從小在康定生長,她得到教會的幫助,到江蘇去讀書,后來成為有經驗的護士。在外面一去十幾年,這次方才回到故鄉(xiāng)。我們因為一路同行到成都,彼此成了朋友。雖然她家不過一樓一底的小房子,下面還是她母親所開的店鋪,我們卻常到她那里去坐。每次去了,她和她的母親,都請我們吃東西。在生活程度那么高的康定,這未嘗不是一顆救星。在高家我們學到最初的幾句藏語,而且學會了捏糌粑、喝酥油茶——這些逛西康必需的初級教育。許多人很不喜歡吃糌粑,我個人倒是從頭就覺得它并不難吃。在康定漢人所常吃的“鍋盔”(一種厚的燒餅 ),為另一種我們常常揩油的食品。高家的友誼,是一件我們西康旅行中永不能忘記的事。由這種關系,我們認識了不少的人,知道了不少關于西康的事。” 

              由茶而起的文化影響,則更是深入骨髓。這里有安覺寺、清真寺,也有真元堂、福音堂、關帝廟;有四月八、元根燈會。這些屬于中國本土儒教、道教和外來佛教中國化的史跡,代表著不同宗教文化、散發(fā)著永恒藝術魅力的文化遺產,是多元文化和諧相處、互相交融的歷史見證。這里除了“國立邊疆學校”,亦有“西陲五明學院”。這里吸引了諸多中國著名藝術家、學者,如馬長壽、張大千、吳作人、戴愛蓮、葉淺予、任乃強、李思純、徐益棠、柯象峰、莊學本、孫明經、大衛(wèi)尼爾等。當?shù)貙W者謝國安、馮有志、日庫覺麥秋吉俄日等在國內也頗有影響。那時,春節(jié)的康定非常熱鬧,設施、設備雖差,但人們自發(fā)的街頭活動豐富多彩,龍燈、獅燈、馬燈、跑旱船,吸引著人們追逐、嬉鬧,使寒冷的高原小城熱鬧非凡。特別是“鬧山鑼鼓”,節(jié)奏鮮明、鏗鏘有力,充分體現(xiàn)了康定人熱情、奔放的性格,極富康定特色。 

              以上種種,處于南來北往交通要道的打箭爐是漢藏間的商貿中心和文化交匯處,具有包容不同文化的區(qū)域開放性,從一個方面有效地改變涉藏地區(qū)長期所處的文化狀態(tài),使之經常性地與現(xiàn)代文明和外來文化相互交流,取長補短,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動力。 

              整個民國時期,印茶一直沒有放棄對西藏茶市的覬覦,但雅茶則始終具有超強的競爭力,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作用。不同文化共存,藏漢民族交融。這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所決定,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傳承和守護這份文化遺產,是我們不可懈怠的責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 

            (責編: 陳衛(wèi)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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