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陜西派遣援藏考古工作隊參加西藏自治區(qū)第一次文物普查(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張建林也在其中。 

　　據(jù)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仲立回憶，在兩年的文物普查工作結束即將回陜西前夕，所有隊員都準備“全身而退”的時候，當時考古隊中的“小兄弟”張建林卻不愿意走，他執(zhí)意要求前往“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尋找傳說中的古格王朝遺跡。正是基于那次對阿里地區(qū)的文物普查和線索發(fā)掘，張建林隨后發(fā)現(xiàn)了大量古格王朝遺跡。 

　　此后，他入藏30多次，對西藏的了解甚至已經(jīng)超過了家鄉(xiāng)陜西。 

　　近期，身為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西北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的張建林，為浙江大學師生作了一次講座。在交流溝通中，這位質樸達觀的西藏考古前輩，對后學們的疑慮困惑給出了自己的解答。 

圖為藏王陵前的石獅 

　　“九層妖塔”原型在哪里？是誰長眠其中？吐蕃高等級墓葬有什么特征？ 

　　曾經(jīng)，小說《鬼吹燈》的風靡讓“九層妖塔”盡人皆知，而被人們津津樂道和稱奇熱議的是，“血渭一號”墓就是它現(xiàn)實中的原型。這是一座青海省都蘭縣熱水墓群中規(guī)模最大、內(nèi)設九層的金字塔狀古墓。

　　擁有200余座墓葬的熱水墓群中長眠著誰？獨特的墓葬形式又屬于哪個朝代哪個族群？ 

　　最近，廈門大學與復旦大學的最新研究，成功測序唐代吐蕃時期熱水墓群哇沿水庫遺址中的10例古代個體全基因組序列，解析吐蕃古人的遺傳結構，不僅實證了吐蕃族群屬于漢藏人群的論斷，還還原了吐蕃政權在青藏東北緣人群和文化共擴張的發(fā)展模式。 

　　張建林曾做過哇沿水庫淹沒區(qū)的考古發(fā)掘，在《青海都蘭哇沿水庫2014年考古發(fā)掘報告》的結語中，他曾對墓葬的封堆做過分析，稱其表現(xiàn)出典型的吐蕃式風格，尤其是“血渭一號”墓。 

　　近些年，在西藏自治區(qū)拉薩市當雄縣發(fā)現(xiàn)的吐蕃高等級墓葬，通過出土的金銀器、圍棋子、彩繪陶罐，以及測年數(shù)據(jù)，基本將其年代限定在7-9世紀，其封堆也基本是梯形的。 

　　“吐蕃高等級墓葬一定要分成兩個層次。”張建林總結道，首先是位于西藏自治區(qū)山南市瓊結縣的藏王陵，分為兩個區(qū)域，從其地表封土形式來看，基本上是正方形或長方形，且尺度規(guī)模特別大，邊長一般在四五十米以上，陵前還會有石獅與石碑；另外的是出現(xiàn)在一些大型吐蕃墓地里的中心大墓，如“血渭一號”墓，一般位于墓群偏上、偏高的部位，封堆平面呈梯形，很多外邊用石頭包砌起來，里面的填土有時為土石混筑，也有少量的圓形、塔型、方形封堆，很可能是一些當時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墓地。 

圖為一個小女孩在《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展品前做筆記 攝影：李元梅 

　　假如我們未來想從事西藏考古工作，應該儲備哪些知識？做哪些準備？ 

　　“目前還沒有一部完整全面的西藏考古教材，以‘西藏考古’冠名的書，目前只有意大利學者圖齊的《西藏考古》，還有侯石柱的《西藏考古大綱》。如果對西藏考古感興趣，也希望將來能參與其中，一定要廣泛涉獵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版的考古報告、學術論文、研究專著等。”張建林建議，還要多讀一讀西藏歷史，如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西藏通史》。他尤其強調(diào)，如果要在這個領域的研究走向深入，一定要學習藏語文。 

　　沈從文被大家熟知的是他著名作家的身份和他的《邊城》，鮮有人知他對于考古文物的癡迷。他認為，如果離開了文物，就沒法讀懂歷史。 

　　例如，我們熟知的“床前明月光”里的“床”，有學者認為是“胡床”。在歷史文獻中，胡床被解釋為“可以折疊起來用繩子穿成的矮床”。 

　　通過文物與文獻結合的論證方式，沈從文指出，“胡床并不是床，也并不矮”，而是“近似交椅”，是一種可折疊的輕便坐具。沈老的依據(jù)來自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出土的彩繪漆瑟，以及故宮、北大所存的文物。因此，李白筆下的“床”其實可能是椅子。近年來，這個觀點逐漸被認可。 

　　這就是考古文博的魅力，用一個個新發(fā)現(xiàn)與研究不斷更新人們對古代的認知。張建林30多年如一日的堅守源自于此，他也希望西藏考古“新青年”們始終保有這份初心。 

　　在張建林看來，“做考古有4個字，就是透物見人。”這也是他希望青年學者始終要做到的。 

　　每當要進入一個古城遺址，他都會翻閱幾乎能搜集到的所有資料，照片也會反復琢磨。“可是一旦站立在真正的遺址面前，那種驚喜和興奮還是難以自已，久久不能平靜。”面對驚艷絕倫的壁畫、鴻圖華構的建筑、斷壁殘垣的城址，他第一個想到的不是欣賞，而是想要了解那背后人的思想與活動。 

　　“透物見人”是一代又一代中國考古人的追求，就像沈從文，“更愛那個產(chǎn)生動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個真正‘人’的素樸的心”。 

　　沈老曾寫道：“看到小銀匠捶制銀鎖銀魚，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婦作手藝，我發(fā)現(xiàn)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緒或緊貼，或游離。并明白一件藝術品的制作，除勞動外還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關系。” 

　　“要系統(tǒng)梳理傳統(tǒng)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chǎn)、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期望的，近年來，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已經(jīng)成為考古文博工作者和全社會的共識。我們看到，在越來越多西藏考古人的研究闡釋下，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歷史和文化的溫度。看似“無生命”的文物，也在展示出生動活潑的生命之態(tài)。這，也許是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之外的人文溫度。（中國西藏網(wǎng) 文/李元梅 未署名圖片由霍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