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巡查的警員們。受訪者供圖

參與巡查的警員在帳篷中吃飯。

成群結隊的藏羚羊。

　　車駛在可可西里無人區(qū)的高原上，越過河和荒野，遠處就是連綿的雪山。隆冬時節(jié)的高原被大雪剝奪了顏色，滿目盡是單調刺眼的白。

　　無論冬夏，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員們年復一年不間斷地巡山，一次少則三五天，最多的時候持續(xù)將近五十天。肩負著守護這片無人區(qū)的責任，這支隊伍曾直面過荷槍實彈的盜獵者，血腥味和火藥味在空氣中蔓延，那是真正火水不容的較量。但更多的時間里，他們得把一腔熱血糅進苦悶又危險的巡山路，山窩里跑車，風雪里行走，在獨孤中對抗著嚴酷環(huán)境給身體帶來的傷痛。

　　巡邏車跨過荒野，向山的褶皺駛去。2001年尼瑪扎西第一次來到這片土地時，那些山就那樣佇立，雪就那樣落下，22年的時光走過，外面的世界變了又變，周圍的人走了又來，這片土地一如往常。

　　每到傍晚的時候，落日會在高原稀薄的空氣里顯得格外渾圓通紅，只有那時，時間給他們的感受才會短暫地變得具體。又是一天過去，通紅的太陽劃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在這片無人的高原上留下守衛(wèi)者的痕跡。

　　深入無人區(qū)

　　在這片高寒、高海拔的無人區(qū)，每一個再平常不過的生活細節(jié)都要被艱苦的環(huán)境重新定義。

　　2022年底，輔警尼瑪扎西跟隨巡山隊伍再次出發(fā)。冬天的可可西里氣溫最低將近零下40℃，他帶的餅子和饅頭凍得像石頭一樣硬，渴了就喝舀來的溪水和化開的雪水，到了晚上，他們就在已至零下的車里艱難睡下，凍得受不了，就出來走幾圈，發(fā)發(fā)汗，再回到車里擠在一起取暖。

　　漫長的旅途是對身體和意志的雙重考驗，還有如影隨形的高原反應。

　　26年過去，民警趙新錄仍然記得自己在可可西里的第一個夜晚，他輾轉反側，頭疼得像是快要炸開，想出去轉轉，卻感覺每走一步都要耗盡全身的力量。那幾天的巡山路幾乎顛覆了他之前對可可西里的全部浪漫想象，后來總結巡山生活，他用幾個詞來形容：“艱苦、瑣碎、孤獨”。

　　電影公路片中越野車在荒野里疾馳的畫面永遠不會出現(xiàn)在這里，陷車，是這里最可以預料，卻最讓人頭痛的困難，“十公里的路，有時候走好幾天都走不完。”冬天路上是雪，夏天是沼澤和泥，巡一次山，陷車十幾次算得上幸運，三四十次是家常便飯。“有時走了一天，再回頭看還能看到昨天扎帳篷的駐地。”

　　鐵鍬、防滑鎖鏈、千斤頂都是巡山中最常用的工具，遇到整個車輪都陷進泥濘的情況，警員得“整條腿扎進泥里挖”，一鐵鍬下去，偶爾會發(fā)現(xiàn)使不上勁了，那是挖到了一米多深的凍土層。輔警袁廣明回憶，有時一天里要挖上十多次，“手軟得拿不起筷子。”一次趕往救援時，趙新錄的車陷在泥里出不去，他和隊友把車上的衣服、被褥全都掏出來墊在輪子下面，才勉強把車推出了泥濘。

　　頻繁出現(xiàn)的陷車讓巡山的路途充滿了不確定，“有時候帶了10天的干糧，路上遇上雨天，一走就是半個月。”尼瑪扎西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到最后餓得實在受不了，他撿來高原上的野牦牛糞，用紙卷起來，點著了當煙抽。嗆人的煙霧入肺，感到陣陣惡心，“這會讓人有一種飽腹的錯覺。”

　　比起環(huán)境的艱苦，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日復一日的孤獨。無人區(qū)沒有信號，他們和外界唯一的溝通方式是隔一段時間給局里打個衛(wèi)星電話，每人只有一句說出“我很平安”的通話時間。出發(fā)時下載在U盤里的歌很快就會聽得發(fā)膩，窗外的景色也讓人覺得“看山不是山”，每天的生活在挖車、開車、再挖車的循環(huán)中往復。

　　巡山時往往四五個人一組，剛出發(fā)時還有說有笑，拉拉家常，講講故事，彼此分享新近的見聞，但話題很快窮盡，坐在車里幾個人之間像隔著一堵隱形的墻，話幾度想說出口，最后又咽了回去，“巡山結束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再見面都沒話說。”

　　在高原上待久了，尼瑪扎西很難再適應城市里的生活，回到駐地，他發(fā)現(xiàn)與人交流變得格外艱難，有時想說的話就在嘴邊，卻忘了怎么說出口。有時經過喧鬧的路段，他一陣恍惚，習慣了無人區(qū)的寂靜，城市里的聲音會讓他感到煩躁。

　　苦行僧似的生活在可可西里森林公安警員的身體上也刻下了抹不去的痕跡，風餐露宿和冷食讓他們多患胃病，保持同一個姿勢久坐讓他們的腰椎變得脆弱。長時間在泥濘里挖車，風雪中行走，他們的關節(jié)患上風濕，就地舀來的溪水汞含量超標，喝久了，他們牙齒腫脹，甚至脫落。

　　“我們幾乎是燃燒了自己的身體，透支著生命在保護這片土地。”尼瑪扎西說。

　　危險近在咫尺

　　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員間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在可可西里，不經意間踏出的每一個腳印都有可能是這個星球誕生以來，人類在這里留下的第一個。”這在很多時候會成為事實，人類對這片土地知之甚少，哪怕是對于駐扎此地二十多年的老警員來說，這里仍然充滿了未知、神秘和危險。

　　行進的每一公里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擁有21年巡山經驗的尼瑪扎西會辨認星星的方向，聽得懂風的語言。只看河水的流向，他就知道前方是平原還是山谷。他要靠著這些技能來確定前進的方向，規(guī)避途中的風險。作為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員，他們必須要時刻保持野獸般敏銳的感知，一次疏忽、一次錯誤的決定都可能讓他們陷入絕境。

　　一些危險是可以預料的，比如冬季行經蒼白一片的雪原，有經驗的老警員會用泥土封住巡邏車的前擋風玻璃，只在眼前的區(qū)域留下可供觀察的小口，防止出現(xiàn)“雪盲癥”。夏季路途泥濘時，他們會帶上比實際需要更多的糧食，防止被困后的饑餓難耐。

　　但更多的風險來得猝不及防。尼瑪扎西還記得，有一次他們翻山趕路，驅車開到一座山的半山腰，才發(fā)現(xiàn)前方的道路被冰雪封住，進退無路。他們只能用鋼絲繩固定兩輛車，把兩輛車分別開向山的兩個側面，在將近70度的陡坡上緩緩前行，繞過冰雪封住的那段山脊。

　　“那時候我們的生命就系在那根鋼絲繩上，如果繩子斷了，連人帶車摔下山，可能連一根螺絲都不會被找到。”21年的巡山生涯里，尼瑪扎西掉進過寒冷刺骨的冰湖，“用手腳根本探不到底，整個人失去了知覺。”也面對過兇猛的野獸，“有時醒來，發(fā)現(xiàn)帳篷附近有棕熊的腳印。”

　　趙新錄至今都忘不了自己最危險的那次經歷。在太陽湖附近巡護時，他的車陷入湖邊的泥濘中，怎么都挖不出來，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他決定和隊友步行前往最近的營地求救。在高原上每一步都讓人筋疲力盡，他們卻整整走了一天一夜，這幾乎是人類身體的極限。白天，雪白得刺眼，眼睛甚至被灼出血來，到了夜晚周圍漆黑一片，他們只能看著星星尋找方向，還要避免自己弄出響動，招惹到黑暗中棲息的動物。

　　走到夜里十二點多，隊友疲憊地癱坐在地上，“走不動了，真的走不動了。”趙新錄嘗試背起二百多斤的隊友，卻也無法再堅持著走完剩下的路。那時隊友幾乎要放棄，把槍遞給趙新錄，“你走吧，你自己回去。”但趙新錄知道在深夜的高原上放棄意味著什么，“我?guī)缀跏沁B拖帶拉，到了凌晨四點兩個人才踉蹌著走到營地。”

　　后來趙新錄才知道，他們回程的路線翻過了一座雪山，在夜里路過了一個棕熊的洞口，他也在后怕中慶幸，如果當時放棄前進，等待兩個人的將是什么樣的命運。

　　這樣的危險時刻隱藏在每一段巡山路上，死亡的威脅無處不在，警員們的身體穿行在曠野，精神卻好像走在一根鋼絲上。對他們來說，選擇遺忘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手段。

　　尼瑪扎西很少獨自回憶巡山的細節(jié)，“回到駐地，就不去想那些，越想越后怕。”每次巡山，在最初的幾天里，尼瑪扎西還會拍下挖車的照片，記錄面對的危險，但即將結束巡護時，他總是默默地把這些照片刪掉，“自己看到會害怕，家人看到也會擔心。”

　　趙新錄也習慣了把那些危險的瞬間藏進心里，去巡山之前，他從不打電話告訴家人，“因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回來。”只有巡山結束，他才敢給家里人打電話報個平安，但從不提旅途中的那些艱險。

　　盜獵者的槍聲

　　談及來到這里的原因，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員們有著各自的故事，彼時剛剛退伍的趙新錄覺得，“軍人就該到偏遠的地方守護”，經營著一家修車鋪的尼瑪扎西“想要一份穩(wěn)定的體制內工作”，在玉樹從事公職的袁廣明“想去無人區(qū)保護藏羚羊”。

　　但他們總會提到一個相同的名字——索南達杰，對這一代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員來說，索南達杰是他們來到這里的理由，也是他們工作中的指引和榜樣。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軟黃金”藏羚羊絨聲名大噪，用藏羚羊的絨毛制成的“沙圖什”披肩，在中亞、歐美市場能賣到5萬美元。暴利之下，盜獵者的槍聲四起，高原大地滿目瘡痍，藏羚羊數(shù)量從20多萬只一度銳減至不足2萬只。1992年7月，索南達杰組織成立中國第一支武裝反盜獵組織——治多縣西部工委，并兼任西部工委書記。

　　據人民日報報道，1994年1月，40歲的索南達杰和4名隊員在可可西里抓獲了20名盜獵分子，繳獲了7輛汽車和1800多張藏羚羊皮，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陽湖附近時，遭歹徒襲擊，索南達杰在無人區(qū)與18名持槍偷獵者對峙，中槍后，他的身體被可可西里零下40℃的風雪塑成了一尊冰雕。

　　索南達杰犧牲幾年后，西部工委撤銷，其職責歸并可可西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管理局。對抗盜獵者，巡護無人區(qū)，索南達杰未竟的事業(yè)傳承到了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巡山隊員和可可西里森林公安警員的身上。趙新錄這一代警員聽著索南達杰的故事成長，受到索南達杰精神的感召，投入工作后，他們把反盜獵視作最神圣的使命和職責。

　　趙新錄的記憶里，那些盜獵者兇殘、狠戾，他們帶著槍和精良的越野裝備，每次遭遇，都會是一場既考驗勇氣，又依托智謀的較量。

　　在巡山的路途中，他們得時刻關注地面上有沒有車轍印，荒野上有沒有生火、露營的痕跡，尋找盜獵者可能留下的蛛絲馬跡。那幾年里，盜獵者開的越野車性能往往好于警員開的巡邏車，在高原上貿然追捕，就像是“用粗網撈魚”，不會有想象中你追我趕的角逐，而是在陷車中停滯不前，眼睜睜看著盜獵者溜走。“一次成功的抓捕往往要耐心地等待時機，跟著車轍印慢慢靠近，根據地形和風向，選擇最合適的收網方案。”

　　自然是他們可以信賴的朋友，高聳的山體是天然的掩護，乘著夜色，他們能夠不露行蹤，借著迎面吹來的風，他們得以掩蓋聲音。離得足夠近，隱藏得足夠好，他們才能有足夠的把握和兇殘的盜獵者短兵相接。

　　在2003年的一次反盜獵行動中，接近盜獵者的營地，趙新錄親眼看見營地旁堆滿了剝下的羊皮，那些剝了皮的藏羚羊只剩下血色的尸骨，被隨意地堆砌在荒原上，引來一片禿鷲。空氣中滿是血腥味，而盜獵者還在營地里聽著歌，烤著羊肉。“那時正是藏羚羊繁殖的季節(jié)，很多母羊肚子里還懷著小羊。”

　　在趙新錄眼里，藏羚羊和人類是“家人一樣的關系”，巡山途中，他總會救下落單的小羊，帶回保護站養(yǎng)大，有的小羊沒斷奶，趙新錄把面糊含在嘴里嘴對嘴地喂給它，“它們毛茸茸的，眼睛很大，喂了幾次之后會把你當親人，走到哪跟到哪。”看到藏羚羊尸骨遍地的場景，趙新錄控制不住憤怒，“一種生命怎么能這樣侵犯另一種生命呢？”

　　憤怒涌上胸腔，隨著收網的指令，趙新錄沖上前去，幾乎忘了在高原上奔跑的痛，等到把盜獵者按倒在地時，他也躺到了地上，呼吸間滿是血的味道。清理現(xiàn)場的時候趙新錄看到盜獵者的獵槍已經上膛，甚至槍邊還有已經擊發(fā)的子彈，“我有點后怕，但那種情況必須要上，沒有別的辦法。”

　　如今，在森林公安警員的不懈努力下，盜獵者的槍聲已經有14年沒有在這片土地上響起，那些與盜獵者作戰(zhàn)的歲月漸漸成為往事，但趙新錄和同事們仍然不敢停歇巡山的腳步。尼瑪扎西告訴新京報記者：“我曾經了解到有盜獵者專門找人在公安局門口守著我們，觀察我們巡山的空當，如果巡山斷了，后果不堪設想。”

　　2020年，當年參與槍殺索南達杰、畏罪潛逃的盜獵者馬某被玉樹州公安局刑警支隊抓獲，這是一個能讓警員們感到安慰的話題。尼瑪扎西忍不住想，如果索書記在天有靈，看到當年的嫌犯被抓，保護區(qū)內平和安寧，“他一定也會很欣慰吧。”

　　把守護者的責任傳下去

　　可可西里保護區(qū)藏羚羊的數(shù)量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不足2萬只，增長至現(xiàn)在的7萬余只，“以前公路沿線是看不到野生動物的，現(xiàn)在走過青藏公路沿線，那就跟動物園一樣。”巡邏的閑暇，看著成群結隊的藏羚羊，悠閑吃草的野牦牛、藏野驢，趙新錄感到慰藉，“干了半輩子，我感覺我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2020年11月，原省森林公安局及直屬機構整體劃轉省公安廳領導管理，成立青海省公安廳森林（國家公園）警察總隊，成為我國第一個國家公園警察總隊。趙新錄和同事們的工作又開啟了新的篇章，“現(xiàn)在日常的巡護我們負責得比較少，更多的是配合保護區(qū)進行專項行動和一些刑事案件的出警。”

　　盜獵的風波過去，阻止及救助非法穿越者，成了警員們工作中的另一條主線。據青海公安消息，2021年4月25日，一男子在可可西里索南達杰保護站附近的鴨子湖被困。接警后，趙新錄第一時間帶隊出警，經過幾個小時的搜索，成功營救了自殘欲輕生的河南籍小伙。像這樣的救助行動，趙新錄不知經歷了多少次。

　　最近的幾年里，老警員們時常會感到自己身體上的衰老。尼瑪扎西今年44歲了，牙幾乎快掉光，每天起床他要忍受灼燒一般的胃痛和陳舊的腰傷，他有些擔心，這一批人老去之后將會怎樣，“我這輩子是打算奉獻在這了，但這里條件太艱苦，掙得也不多，很多年輕人怕吃苦，受不了，不愿意來，補充不進新鮮的血液。”

　　如今，趙新錄的兒子上了大學，填報志愿時，他選擇了動物醫(yī)學專業(yè)，“他想和我一樣，保護小動物，保護藏羚羊。”尼瑪扎西的兩個兒子總在他回家時和他聊起動物和自然，語氣里滿是向往。傳承的火種并未熄滅，尼瑪扎西期待著新一代的年輕人能聽到這里的故事，了解這里的精神，接力守護這片神秘、純凈的土地，和代代相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