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歆（中華書局副編審）

　　近三十年來，出版界涌現(xiàn)“全集”風，對于中國歷代重要的學(xué)者、作家，都喜歡出版其全集。程章燦說：“整理和出版古代作家作品，有必要采取全集的方式。這不僅是學(xué)術(shù)研究界的需要，也是文化出版業(yè)自身的需要。”（《新世紀明清人全集整理出版的現(xiàn)狀、成績與問題》）其中，政府重視，學(xué)者參與，讀者有需求，出版社很積極，諸方目的一致，于是成就了“全集”類圖書出版的獨特現(xiàn)象。

　　當然，能夠冠以“全集”之名出版的，肯定得是名家大家，其著述皆有可存之價值。比如朱彝尊，是清初著名詩人、詞人，其學(xué)術(shù)也頗受同代的耆宿大儒敬重，《清史稿》評曰：“當時王士禛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jù)，獨彝尊兼有眾長。”作為后世的讀者，自然會有這樣的希望，那就是通過一部全集，可以綜觀朱彝尊詩、文、詞、考據(jù)等的總體面相。在2019年之前，朱彝尊的著作合集尚未完整出版過，但其重要著作如《經(jīng)義考》《曝書亭集》《騰笑集》、詞集（含《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煙閣體物詞》《蕃錦集》）、《鴛鴦湖棹歌》《明詩綜》《詞綜》《靜志居詩話》等，皆有單行本出版；其中如《經(jīng)義考》一書，大陸、臺灣地區(qū)已經(jīng)出版了至少六個版本。只不過，在不同出版社、不同年份出版的朱彝尊的各部著作，似很難聚集在同一位讀者的書架上，讀書人心目中還是很期待著一套美善的朱彝尊全集的出現(xiàn)。

　　或是機緣巧合，近年來居然先后有三種朱彝尊的全集相繼推出，分別是李圣華、周翔主編《朱彝尊文獻輯刊》影印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78冊）、沈紅梅主編《朱彝尊全集》影印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50冊）、沈松勤主編《朱彝尊全集》點校本（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21冊）。四年之間有兩種影印與一種點校的朱彝尊全集出版，已然引起學(xué)界矚目。最新的浙大版《朱彝尊全集》是沈松勤主編、多位學(xué)者參與的點校整理本，且得到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項目和“浙江文獻集成”項目的重點支持，故擬以之為探討起點，就明清學(xué)者全集的整理談幾點理解與體會。

　　一、全集之定名。當今的古籍整理，于學(xué)者全集多以“作者代稱+全集”的形式定名，這是相對穩(wěn)妥的一種定名形式，并且也于古有征，如《陶淵明全集》《李太白全集》《蘇東坡全集》《曾文正公全集》等；今人重編古人全集則徑以“作者姓名+全集”的形式定名，如浙大版《朱彝尊全集》等是也。如果編者更加意在突出其全，也會定名作“大全集”，如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高啟《高太史大全集》、歸有光《震川大全集》等。傳統(tǒng)的學(xué)者全集，除了“全集”“大全集”之外，還有如下定名的類型：一是“全書”，如朱熹《朱子全書》、王夫之《船山全書》、傅山《傅山全書》、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俞樾《春在堂全書》等，既收詩文集，也收四部著述和雜著；二是“遺書”，如邵雍《邵氏遺書》、湯斌《湯子遺書》、王念孫《高郵王氏遺書》、章學(xué)誠《章氏遺書》等；三是“合集”，如毛奇齡《西河合集》、陳鵬年《滄洲合集》、劉家謀《芑川合集》、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等。

　　楊絳在《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tài)度》一文中說：“他不愿意出《全集》，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這一觀點，可以說代表了歷代為數(shù)不少的學(xué)者對自己作品結(jié)集的態(tài)度。不過，從讀者、研究者層面看，卻更希望一位學(xué)者的全集是“全部囊括”的——凡是作者形于筆端的有意義的文字和記錄下來的言論都應(yīng)在全集的收錄之列（王玉娟《新時期“全集”的出版特點》）。由于錢鍾書的堅持，他的全集最終以《錢鍾書集》的定名形式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2021年廣陵書社陸續(xù)出版的，由程章燦主編的《阮元集》，也是考慮到“阮元著述繁復(fù)，版本眾多，整理出版全集抉擇不易，所以先以《阮元集》為名，陸續(xù)出版阮元重要著述”。諸家觀點匯總而觀的話，如果以“全集”定名，就應(yīng)盡大努力地去解決明清學(xué)者著述門類繁復(fù)、版本眾多的問題。浙大版《朱彝尊全集》在精校《四部叢刊》影印清康熙刻本《曝書亭集》的基礎(chǔ)上，遍勘朱氏《南車草》《竹垞文類》《騰笑集》等專集以及傳世遺墨，將逸在各處的集外詩文匯聚為《曝書亭集外詩文補輯》十一卷、《曝書亭集外詩文續(xù)補》三卷，為我們呈現(xiàn)出了朱彝尊詩文的全貌。治文學(xué)史者倘欲發(fā)論，則這十四卷詩文便是通讀之后“不無小補”的新資料。

　　二、影印與點校之擇取。影印與點校，是古籍整理并轡而行的兩架馬車。眾所習(xí)聞的多種經(jīng)典著作，大都有了不止一種影印本和點校本。即以明清學(xué)者的全集出版來看，近年也逐漸呈現(xiàn)互補雙美的狀貌。俞樾《春在堂全書》既有影印本（鳳凰出版社，2010年），更有《俞樾全集》點校本兩種（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鳳凰出版社，2021年）。一如前揭所提及的朱彝尊的全集，亦復(fù)如是。

　　全集的編纂，其讀者意識是極為重要的。主事者事先當考慮，此一全集整理出來的主要功能是供閱讀使用的，還是供查閱翻檢的。如是前者，需要點校；如是后者，適合影印。影印的長處在于存真，點校的長處則在于集眾善于一本。不過，倘若處置不當?shù)脑挘坝∪菀讓?dǎo)致版刻各本的叢脞雜陳，而點校則可能出現(xiàn)體例變亂及文字訛誤。影印古籍在存真方面，確實有著獨到的長處，正如李開升所論“古籍之為文物”，影印本存留了古籍編刻時成體系的歷史痕跡，對于專業(yè)研究者而言，這些歷史痕跡本身可能蘊含著豐富的學(xué)術(shù)信息，從中可窺探書籍史的脈絡(luò)乃至民族文化傳統(tǒng)與時代心理的諸多面相。從這個意義而言，點校本的重點是底本選擇得體，校記寫作規(guī)范，標點符合文意，文本值得信賴，從而讀者可以方便使用。就浙大版《朱彝尊全集》而論，《經(jīng)義考》《日下舊聞》《靜志居詩話》《曝書亭集》皆選取了見存最善之本，校勘記則綴于每卷之末，體例清朗。

　　從點校本的工作體量而言，明清學(xué)者全集的整理，很多都是“書成眾手”，且有的迫于程限，很難像整理單部詩文集那樣進行深度校箋。不過，浙大版《朱彝尊全集》的《曝書亭集》部分，在《曝書亭集》底本的基礎(chǔ)上，又參校清人楊謙《曝書亭集詩注》、何紹基《曝書亭集》之批注、李富孫《曝書亭集詞注》以及佚名批《曝書亭集詞注》，對底本字句存在的魯魚亥豕之處多有校正；《靜志居詩話》盡管有黃君坦整理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0年）可資參考，但陶然不止步于此，進而與康熙六峰閣刻本《明詩綜》對勘，改正了頗多缺誤，尤便于學(xué)林。相比較而言，《經(jīng)義考》部分，盡管也有校勘，然對校本主要取用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四部備要》影印本，學(xué)界較新的研究成果似未悉數(shù)融用，在精善方面亦有可待完備之處。

　　三、編纂體例之設(shè)定。一部全集的編纂，有關(guān)全集的編纂方法、體例尤為重要。收錄的原則、標準、體例，底本的選擇，校本和校記的呈現(xiàn)乃至附錄的取舍等，盡管沒有一律之繩矩，但還是應(yīng)有妥善的規(guī)劃。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明清學(xué)者的全集整理，倘若有較為精善的底本，則易于蕆事。像岳麓版《曾國藩全集》所依據(jù)的底本為清傳忠書局刻本《曾文正公全集》，該書由李翰章主持編纂，李鴻章主持校訂，投入巨大的人力精力，體例完備，刊刻精審。也正是具備了這樣一層先天的有利條件，岳麓版《曾國藩全集》出版以來，頗得口碑。

　　有一點需要提出單獨討論，那就是依據(jù)刻本進行點校整理時的體例遷移問題。舉一例說明，清乾隆刻本朱彝尊《經(jīng)義考》的條目，于作者皆采用小字標識諱名的體例，如“林氏栗《論語知新》”、“葉氏隆古《論語解義》”等。當今頗多古籍整理，對此類體例有的直接抹去，徑自整理作“林氏栗《論語知新》”、“葉氏隆古《論語解義》”，其實并不妥當?shù)模驗楸苤M表敬，是古代社會中一個久遠又深入人心的文化傳統(tǒng)。浙大版《朱彝尊全集》也注意及此，于是采用了不同字體來加以區(qū)分，條目作楷體字，而名諱作宋體字：“林氏栗《論語知新》”、“葉氏隆古《論語解義》”。這樣的排布使得版面看起來不夠眉目清秀，且作為一般讀者而言，不大會關(guān)注（甚至分不清）楷體字和宋體字的區(qū)分，更何況宋體字與楷體字的區(qū)別度也不是那么明顯。

　　由于全集所收入的著作，若經(jīng)史子集，內(nèi)容性質(zhì)不同，原本各有各的體例，收入到全集，可以保留原來各書自有之體例，沒必要強求一致。不過，在版式設(shè)計上（如字體、字號、占行、退格等），宜盡量做到全書的照應(yīng)。

　　四、全集之去取。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明清時期，學(xué)者全集的編纂往往受時代觀念、去取義例甚至“書法”“義法”的影響，基本會有刪汰。比如，吳汝綸為李鴻章編《李文忠公全書》，便以“辯誣止謗”為宗旨：“某區(qū)區(qū)欲刪定合肥文集，不欲使賢相令名淹沒于悠悠之口，以為功名本末具在此書也。”（吳汝綸《與周玉山書》）這一理念的結(jié)果，便是搜集長編1700萬字，付梓時僅留700余萬字——甲午后之文墨，大部分不存。但時過境遷，一位學(xué)者所認為的未必具有“學(xué)術(shù)”意義、“史料”意義的文字，或者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被認為于作者聲名有玷污之文字，在今天或?qū)淼淖x者、研究者那里，卻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史”意義。因此，“全集”求全，自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

　　但是，求全并不意味著細大不捐。祝曉風曾指出，“全集”不是“叢書”（《〈鐘敬文全集〉編纂的主要問題》），這一看法很具有啟發(fā)性。明清學(xué)者喜作選本、注本、評本，在編纂其全集時，此類單行的書是否收入，很值得思考。去年出版的《沈德潛全集》（鳳凰出版社，2021年），共十五冊，其中沈德潛的詩文、詩評、兩《唐書》考證、年譜、附錄等共占四冊，第五冊至第十五冊收錄的是沈德潛的《古詩源》《唐詩別裁集》《唐宋八家文讀本》《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詩文選本。編一套《沈德潛全集》，這類選本如果全收，稍有喧賓奪主之勢；如果不收，則其詩選、文選中所留有一定量的沈氏評點文字，棄之可惜。一個相對折中且已有學(xué)者進行過實踐的做法，便是存錄詩題及評點，而不存其所選錄的原詩。如錢謙益《錢牧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對于《列朝詩集》不錄詩選，僅錄小傳；黃宗羲《黃宗羲全集》也不收《明文案》。從這個維度看，浙大版《朱彝尊全集》收《靜志居詩話》而不收《明詩綜》，是很值得稱道的。

　　民國以后存在比較多的“非單一作者文獻”，但明清則存在比較多的“不明確作者文獻”。比如要編阮元的全集，他的詩文集如《揅經(jīng)室集》，自著如《詩書古訓(xùn)》《三家詩補遺》等，自應(yīng)收入。另有一些是阮元主持編纂的著述，較著名者如《山左金石志》，雖題為畢沅、阮元同撰，實際是在阮元的主持下由其幕僚所纂，亦應(yīng)收入。然而，像署名阮元所輯的《淮海英靈集》，是否收入呢？此書編錄清揚州865名詩人的2488首詩作，僅于詩人名下有小傳，詩作中既無評點，也無注解，進入全集是否合適呢？如果《淮海英靈集》不宜收入的話，那么由《淮海英靈集》所影響而產(chǎn)生的《淮海英靈續(xù)集》，本系阮亨主持補纂，就更不宜收入其中了。

　　明清學(xué)人全集的出版，還可能存在以大包小的情況。以顧祖禹為例，其生平著書，以《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為最著；至于詩文，本有集曰《宛溪集》，稿本未刻，遂爾佚失，《梁溪詩鈔》《海虞詩話》存錄一二，《晚晴簃詩匯》卷十五曾輯錄《送王石谷惲正叔》《過石谷秦淮水閣看畫鵲華秋色圖》《送魏叔子還寧都》《甲辰九日感事》四首。在今天倘要編纂《顧祖禹全集》，除《讀史方輿紀要》之外，詩文雜著集聚一處，或僅有一卷之量。考慮到《讀史方輿紀要》已先后出版有影印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和施和金、賀次君精校整理本（中華書局，2005年），那么再出《顧祖禹全集》的話，就很難避免“重復(fù)整理”之評了。

　　為求完備，浙大版《朱彝尊全集》點校本從清代稀見文獻與繪畫中，又輯得朱彝尊大量詩文、題跋，還搜集了有關(guān)朱彝尊的傳記、碑志、行述、軼事、序跋以及清楊謙所撰《年譜》等相關(guān)資料作為《附錄》，列于《全集》末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冊《朱彝尊研究資料匯編》。當然，毋庸諱言的是，浙大版《朱彝尊全集》點校本與國圖版《朱彝尊全集》影印本相比，也有部分朱彝尊的稀見典籍未及收錄。明清學(xué)者，往往兼治四部，詩文著作頗多。像朱彝尊這樣的大家通人，其學(xué)術(shù)之規(guī)劃必然宏大，自然也就留下了不少未完、未就、未刊之作，散在四方；其著作書目先后經(jīng)吳梁、杜澤遜、崔曉新、王卓華、張宗友等學(xué)者考訂，已經(jīng)勾勒出了朱彝尊著述的整體圖景。中有幾種珍稀文獻如《金風亭長書目五種》《曝書亭書目》，系朱彝尊手自纂訂，分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國圖版《朱彝尊全集》皆已影印，如果點校本不擬重收，其實可在目錄中標識“存目”，以備讀者查檢。

　　翻覽了浙大版《朱彝尊全集》點校本，稍延伸對全集出版現(xiàn)狀的幾點體會和思考。全集的整理規(guī)制沒有必然如彼或如此的要求，但在各類全集陸續(xù)推出之后，我們有必要不斷匯集各方意見，總結(jié)經(jīng)驗（尤其是教訓(xùn)），提高新的編纂認知，探索新的整理方式，出版符合作者、文本以及讀者需求的多維關(guān)注的圖書產(chǎn)品。